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体现的正是主体道德修养的层次，然后经由主体来加强这种内在的向最高道德境界的追求，最后落实到外在的治国平天下的层面，这种由内到外的递进式的修为之路是主体道德修养不断加强的过程，也是由观念到行动的具体实践过程，很显然这里更侧重于内心情感的实践体验。对于外在的具体实践之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同样是递进式的、渐进的过程，这一切都经由“修身”而引发。“修身”是指在心中保持一贯的良好作风，时刻注重把自我调适到社会伦理所要求的规范中来。这样一来实际上就把主观的意志力强制性地移向了能否遵循宗法礼教的规定上来，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大学》与孟子提倡的“内圣”之道的继承关系，内心道德体验的程度直接导致了“修身”效果的好坏，故而朱熹论曰：“心有不存，则无以检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后此心常存而身无不修也。”[16] 心里要“常存”什么呢？常存的是通过“格物”、“致知”所得到的关于社会伦理方面的道德规范，这是“修身”的关键点。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修身”直接来自于道德主体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把这四项内心的道德修为做好了，“修身”的目的也就可以达到了。

修身的价值目标:治国平天下

我们说，“修身”既是《大学》人学思想的根本目的，同时又是《大学》“治国平天下”的出发点。由内到外、由小到大、由家到国乃至天下的实践之路是有先后顺序的。《大学》又提出了“齐家”之论：“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17] 人之感情易被一时之好恶、贵贱之情所蒙敝而不能以正当全面的眼光来看待事物，这样就很容易造成对事物的片面性理解。这一段话旨在说明“齐家”与“修身”之间的关联。从现代社会学的角度看，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细胞，而人又是组成家庭的最基本元素，只有社会中每一个独立个体在自身的整体素质方面有了全面的提高，才能可能维系家庭的内部稳定，最终也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保持社会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这一层面来讲，《大学》所谓的“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的理论是有一定的科学道理的。

“齐家”的重要作用要依“修身”的情况而定，“治国”必须以“齐家”为基础，为此《大学》又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其机如此。……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18]“一家作风的好坏影响了一国的兴亡大事”这种论调充分说明了“齐家”对于“治国”的重要性，因为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家”、“国”具有同质同构的特点，“家”是“国”的缩小，“国”是“家”的放大，因此，“家”、“国”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家”之不齐，“国”必将不治。实际上一人、一家的状况反映的是道德主体在日常事务中的所作所为，出发点的好坏当然会引起相关联的反映。若以良好的出发点去行事，引发的好的结果就可能多些；若以邪恶的心态去行事，那就必定引起坏的结果。《大学》强调“齐家”对“治国”的重要性目的是要引发人们对“修身”、“齐家”的重视，以便更好地做到政治伦理化与伦理政治化的稳态结合和统一。那么，“齐家”如此重要，应该如何“齐家”呢？在这一问题上，《大学》提出了“齐家”的行为准则：“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19] 孝、悌、慈这些概念都是孔、孟、荀在他们的人学理论中反复提到的，孔子的“忠恕”之道以“孝悌”为中心；孟子的“仁义”学说也以“孝悌之道”为根基。至于说“慈”也是“人性善”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实际上孝、悌、慈作为德育教化的手段在“齐家”和“治国”中都可以运用，用在“小家”之中可以取得家庭和睦、井然有序的效果，扩而充之，在治理国家中运用起来可以使君王的形象更加完美、统治更易进行。实际上，《大学》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时时刻刻都在发挥着其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这种以内制外，以德教化的做法一直是历代统治者治国之准则，这一思想的运用造成了中国社会结构中“国”“家”不分的特有的政治现象，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对于中国正在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来说，其负面影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