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情、智，柏拉图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归结为：引情入智，知大于情；而儒学却是：化智入情，情高于知。中国人虽然从来都讲情理交融、合情合理，但近限于认识论上或口头上，一到实践行动的层面却往往把思想、理性诉诸情感，经常是理服从于情，情比理优先。不同于柏拉图的理智为欲望和激情之主，在儒学哲学里，情才是知、理、义、道的领导力量和决定因素。其实，即使中国人谈论“知”（或“理”），也绝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知”。“子曰：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这里的智、仁、勇既是理性，又是道德，又是感性，甚至还是艺术，根本不可能按照某一种特定的定义予以区分、划界。中国的“知”经常涵摄在情、意之中，一定没有了西方之“知”的那种纯粹性、绝对性与超越性。首先，在中国哲学里，“知”的对象是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系统、逻辑构架。“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论语·颜渊》）其次，学习的目的也不只是求知得理，而是达“仁”，即掌握做人的根本道理和重要原则。第三，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为什么只要达到“仁”之境界，放弃生命都没有悔恨和遗憾？就是因为中国的“闻道”关涉着人生在世的基本存在状态，是本体论、生存论意义上的哲学活动，而不是远离生活世界的、纯粹知性的认识论或方法论。

第四，“知”的存在形态也有所不同，西方哲学所通行的是关于事实或事物的中性陈述，所追求的是普遍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形式”，完全属于一种事实判断；而中国哲学的命题则总与情感态度、主观动机、心理情境相关联，大多属于价值判断，比较照顾与内容相关的“情实”。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中的“此在”（Dasein）虽然也曾把人生在世的基本状态如烦（Sorge）、畏（Angst）、死（Tod）上升到哲学的形上地位予以强调和突出，但是由于“此在”是从西方形式主义传统中逐步推论、演绎出来的，缺乏情实的具体补充，所以他的生存本体论仍显得空洞、苍白，而与人有隔、与生活世界相分离。

第五，在西方，“知”可以客观、中立；而中国，“仁”却始终不离主体性情。柏拉图把“知”定格为灵魂之主，领导着欲望和激情，但这在中国哲学里却行不通，“仁”不同于“知”，也有别于“理”，它不是绝对的、纯粹抽象的道德律令。一方面，仁中有智，如：“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另一方面，仁也不乏情，如：“仁者不忧”（《论语·子罕》）。再一方面，“仁”更不同于纯粹自然的本能宣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乐，然后笑。”（《论语·宪问》）仁存在于人的社会性与超越性之中，而绝不应该是一种动物性的自然。

总之，儒学的“知”显然已不是纯粹理性的认识运动，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知识体系，而毋宁更趋向于本体性的“仁”。“仁”有理有情，有知有欲，有意有乐，是包容一切的心理原真。它比知、情、意的包容度更广大宽泛，涵盖着整个生存世界。

四、一种可能的新哲学方向

值得强调的是，没有了性情、没有了态度的形而上学一定会发展成为奴役人、扼杀人的恐怖哲学，同样，知性成分太淡、情实因素太多的形而上学则容易导致出专制或独裁的社会统治结构。《论语·雍也》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的“质”是感性、情实；而“文”则是理性、形式。一方面，“质”超越于“文”，意味着人还处于动物性的阶段，在很大程度上还会被“天之自然”的本能所左右，人变成了动物，情欲主义、本能主义泛滥，还没有真正意义的人的觉醒。另一方面，“文”胜过了“质”，就必然导致“异化”局面的出现，人被粉饰成为一种非己性的客观存在，人变成了“物”，最终发生出现代性背景下所谓“人是机器”的异化悲剧。孔子提出的“君子不器”（《论语·为政》）的批判精神，投射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同样可以针对今日中国仍在盛行的唯技术主义和唯科学主义。过分专业化的社会分工、非常程序化的生活方式以及对数字化的执着追求，使得感性情义、精神价值失却了存在意义，人的存在状况、社会性的公共关怀和“天下为公”[28]的意识遭受着被遗忘、被忽视的命运。